“高校行政化通常有三个层面，一是指高校内部行政化，二是指高校管理体制行政化，另一个，就是高校与教育体制之外的权力架构的行政化，通俗点说，是高校为邀获权力的恩宠，将神圣的学位、学术当成了献媚的祭品。”

上周“开腔”版提到大学依章程自主管理是法定权利。就在人们从大学章程中看到“自主”两字的朦胧希望时，近期有关高校的几则新闻，似乎又给这希望的火苗上泼洒了几滴凉水。

招生腐败非“自主”之祸

《京华时报》23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华约”2014年自主招生联盟的消息引爆网络，不少人认为这变相印证了人大自主招生确实存在违规操作。人大新闻发言人解释说，暂停一年自主招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改进自主招生工作。至于叫停自主招生是否与因蔡荣生被查牵扯出的自主招生黑幕有关，该发言人并未正面回应。

与人大方面欲说还羞相比，教育部的态度则要坦率得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回应，透露出三个信息：一、中央巡视组发现问题后，由人大主动提出暂停自主招生一年；二、在尊重人大自愿的基础上由巡视组和教育部共同决定；三、人大只是10年来首例，既特殊又例外，不大可能是常态。这三个信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教育部无意否定或取消已经实行了10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

自2003年高校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以来，目前全国已有90所学校实现自主招生。应该说，高校内部为了确保自主招生公平公正公开，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对考生资格审核、面试、加分认定等环节进行监督。但自主招生从试点之日起就受到社会质疑。于是，有关自主招生的走向，出现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社会希望扩大高校自治权，呼吁教育管理部门“放手”；另一方面，又担忧高校自主后出现腐败，希望教育管理部门“插手”。

教育管理部门也陷入两难境地，放手不管是放任自流，插手再管又有走回头路之嫌。因此，对人大“暂缓一年”的决定，可以看成是权宜之策。不过，这种权衡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高校自主招生腐败案虽然起于“自主”，但祸首并非“自主”，而是“有限的自主”。

自主招生，名义上是“自主”，实际上高校内部依旧实行行政治校，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为权力寻租提供新的机会。人大这次出事，是因为蔡荣生案。而此前曝光的利用招生敛财的典型案例是2010年的于兴昌受贿案。于兴昌利用其先后担任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吉林省高校党工委副书记、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导团原总督学的职务之便，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整专业及就业等方面以权牟利。由此可见，是内部或外部的行政权力合流，干预了自主招生，才导致自主招生出现腐败。

教育管理部门要防范此类腐败现象，不应收回高校自主权，而应继续全面放权，不仅放权给学校，更应在学校内部制约行政权力，将行政权与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减少对教育、教育事务的干预。这就回到上周“开腔”版的话题，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管办分离、以“去行政化”为旨归的大学章程。

“拒绝归驯”的悲壮

另一件与高校有关的新闻是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发布《辞职公开声明》（简为《声明》）。我是在微博上看到的这声明。24日，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在内的各门户网站转发了南方网的相关新闻，环球时报以此为题写了社评。从微博到门户网站到媒体评论的传播路径表明，谌洪果辞职已成为公共事件，不存在所谓敏感问题。

谌洪果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此前曾公开宣称“决定不参评教授职称”，被网友戏称为“终身副教授”。这位“终身副教授”2006年从北大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开始任教于西北政法大学。任教期间，谌洪果经常请一些学者及律师到学校做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此外，他还“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

不将人生的奋斗目标放在职称上，却定位于一位教书匠的本分——教书育人上，他与学校的“冲突”或由此而起。虽然辞职的导火索是因为讨要港澳通行证，但在学校内部组织读书会、沙龙、讲座等得不到校方善意的支持，无疑为辞职埋下了伏笔。谌洪果在《声明》中称，“我的路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继续站在讲台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

从这份《声明》来看，谌洪果与学校的关系虽然没有“鼓着掌”的融洽，但也不至于是“拍着桌子”的水火不容。西北政法从学校到学院方方面面的领导，也非不通情达理之人。所以，不存在“办公室政治”的阴暗假设。他与校方的冲突，不是与领导之间的个人冲突，而是一位教师与传统体制的冲突。谌洪果表示，自己多方求助无门，其间甚至起了“给领导下跪”的念头。而“下跪”的想法使他感到“后怕”，即被体制化。

谌洪果背着北大法学博士的金字招牌，要在大学混口饭吃并不难，只要按体制要求，发多少篇论文，做多少迎合上级的课题，也能顺利评上教授。所以，也不必将“体制内竞争的失败者”的污水泼在他头上。只是，他“心目中的并且也身体力行的美好大学，就是学术的自由、开放与包容”。当学校现行管理体制与他心目中的美好大学相去甚远时，当个人努力无力改变时，也许离开是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尽管是无奈的悲壮选择。

大学的使命是教书育人，传播思想是教书育人的重要部分。当一位教师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地与学生共同学习时，如果说违反了学校体制，那就要问，究竟是谌洪果还是这种学校的体制，违背了大学精神？不知道西北政法是否按教育部的要求在起草章程时突出学术自治、自主原则，如果有，那就请对照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章程还有何意义？

不能让权力玷污学术

一部分人的不自由，往往意味另一部分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后一部分人的“自由”，不是消极权利，而是带有掠夺、不当性质的非分权利。这里要说的，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展江教授在博客上发表的《官员在职读博士当叫停》的呼吁有关。

展江在文章开篇就表明，发此呼吁，“源于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多年观察，更直接源于我的家乡江苏扬州前市委书记和我的出生地南京前市长季建业博士的落马。”文章回顾了季建业在追求学历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历史，总结一条，就是“一切来得太容易”。季建业所有学历，全是业余的：任宣教科副科长期间拿到苏州大学干部专修大专文凭，做昆山市委副书记时在苏大行政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做扬州市长时读苏大法学在职硕士，做扬州市委书记时读苏大法学在职博士，做南京市长时读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别人读到博士，要熬得油尽灯枯，可季建业一边在仕途上高歌猛进，一边从专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在学历上超速狂奔。如果不是超人，只能说明这些学位或多或少注有水分，说明学位成了高校与权力相互勾兑、交易的筹码。

所谓高校行政化，通常有三个层面，一是指高校内部行政化，二是指高校管理体制行政化，另一个，就是高校与教育体制之外的权力架构的行政化，通俗点说，是高校为邀获权力的恩宠，将神圣的学位、学术当成了献媚的祭品。

当学术成为权力的奴婢，高校就会斯文扫地。这两天媒体还报道了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两位副校长“出事”的新闻，表明高校反腐力度也在加大。但反思高校腐败的根源，也得从行政化三个层面入手，回归到现代大学“自治”制度。大学不能自我管理，学术不能自主、独立，教育系统内部的一些腐败分子就会有机可寻，教师、学校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尊严。所以，高校改革没有回头路可走，依章程自主管理是大势所趋。

鸿文喊话

话头：《法治周末》昨天报道，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汕头市任副市长的彭启安退休后，于2005年创建了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一时引发关注。然而，从博物馆创办至今，8年过去了，现在让他最忧虑的问题是如何为他创建的博物馆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在谈到当地政府的态度时，彭启安介绍说，是“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直到现在，塔园也依旧是在各方“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下生存。

喊话：虽然表明“不支持”，但是，当社会上出现为“文革”叫魂的声音时，当前些时候一些人利用红色包装进行“文革”式黑打时，汕头市政府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此外，“文革”博物馆的民间身份也有好处，它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民间的视角、立场来反思“文革”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

话头：《第一财经日报》昨天报道，有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不是房价上涨主因，不应将房价上涨归因于货币因素。因为货币供给影响价格总水平，而非单一商品价格。商品房作为单一商品，其价格变动取决于供需状况。供需失衡导致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吸引投机资金，投机资金又助推房价上涨，“与其说高房价是‘印出来的’，确实还不如说是‘炒出来的’”。所以，将房价上涨归因于货币因素都是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误导。

喊话：人民币在国外升值，但大量超发货币导致在国内贬值。人们为了抵御通账风险保持财产价值，通常会选择大额固定商品投资。很不幸，房地产业满足了这种偏好。而各地地方政府又正好利用这种偏好。如果要谈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是土地财政，二是货币超发。说高房价是“印出来的”，并不为过。